剛剛過去的2017年末，一本特別的留學書籍——《不負少年強》（The Zeal In Youth）在紐約時報廣場附近的哈佛校友俱樂部舉行海外首發式。
《不負少年強》的特別之處在于，作者王豐源寫作時只是一個初中留學生。“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是填補空白。”王豐源在首發式發言中說，來美國前想找本書看看別人的經驗，但他翻遍新華書店沒找到關于留學美國中學的書。
2013年從北京中關村第一小學畢業的王豐源，彼時孤身一人來到美國。在書中他寫道：“……我還是交不到好朋友。每天也沒有朋友可以一起出去玩，即使是講中文的同學也在避開我。”根據書中自述，王同學在困境中尋求突破：通過感興趣的閱讀和寫詩來面對迷茫、發泄失落，同時挑戰自己的弱項——體育，每周去兩三次健身房，學校摔跤隊、劃船隊和橄欖球隊參加個遍……
三年后，王豐源各科成績全A，被選為學校摔跤隊隊長，在畢業晚會上表演英語相聲。最后，他將自己留學期間的日記和詩歌整理集結成書。
中國留美中學生超3萬人
“豐源Lincoln的故事對任何正在考慮去地球另一半留學的人來說都有借鑒意義。”正如費森登學校校長在此書推薦序中所寫的，王豐源的背后，是日益龐大的中國低齡留學潮。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中國出國留學發展趨勢報告2016》指出，在主要的英語留學目的國，基礎教育階段的中國留學生占比都位居國際學生第一位。
更新的數據來自美國機構——去年秋季，國際教育研究所（IIE）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美國中學里，中國學生占所有國際學生的比例超過四成，并在近三年增長近一半。
IIE公關主管莎倫·維澤瑞爾在郵件回復中表示，他們在2014年第一次發布相關報告。因為在美國中學，長期留學的國際學生大幅增加并超過短期文化交流學生的現象，從那時開始顯露。幾個月前，IIE又發布了最新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來自中國持F-1簽證（留學生簽證）的中學生共有33275人。
低齡留學生的幾大困境
美國從中學階段就開始實行引導式教育，這和中國同階段的教學及評估方式有很大差異，加上中國留學生普遍存在的語言障礙和文化環境不適，王豐源在剛入學時遇到的困境，在其他中國學生身上往往會持續更長時間。值得一提的是，王豐源有一名身為美國公司總裁的教育監護人——查爾斯·W·蘇利文，他是王豐源母親在中國的生意伙伴。類似條件是其他3萬多名中國低齡留學生不一定具備的。
盡管缺少美國方面的調查，但近日中新社一篇關于澳大利亞基礎教育留學的報道可以從側面反映出問題。這份來自啟德教育集團的報告指出，低齡留學生面臨最大的幾個困境分別是：無法適應中外教學差異（45.48%）、小組討論和回答問題不積極（45.10%）、英語不行理解課程有困難（39.62%）、在課堂里用中文交流（35.85%）等。盡管如此，竟有超過半數學生表示課后并沒有練習英語的習慣。這些狀況有可能導致學生陷入惡性循環，最終不得不轉學甚至退學。
《紐約時報》網站上月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學生，在美國學習并掙扎》的文章。文章引用數年前一項研究，稱耶魯大學130名受調查的中國留學生里有45％表示自己有抑郁癥狀，29％認為自己有焦慮癥狀。
文章作者高雨莘曾在美國讀過兩年高中，她的大學申請自薦文名為《毛毛蟲怎樣才能到達大海另一頭?》。剛到美國的時候，她和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一樣，覺得文化融入和語言是最吃力的。“不過那時候因為年紀小，只是埋頭努力，沒有太多時間琢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心理沒有很大壓力。”高雨莘對記者表示。
12年前，高雨莘所上高中的600多名學生中，只有3個從中國大陸來。現在每年到美國讀中學的中國學生已經成千上萬。高雨莘認為，如果一個學校中國學生有很多，形成小團體會使得文化融入的困難加大。
私立寄宿學校并非萬能
雖然需求不斷增加，有些美國學校已經意識到問題，將中國學生限制在一定比例，不僅因為寄宿設施有限，更考慮到教學環境和教學質量。“我們的國際學生來自全球15個國家，要確保為所有國際學生提供真實的美國學習體驗。”費森登學校副校長基·佩麗在郵件回復中表示，費森登的中國學生比例占所有寄宿國際學生的15％—20％。
佩麗表示，英語語言課程（ELL，也有學校稱為ESL）的教師是幫助適應文化和語言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天5節主課中有4節由ELL 老師帶教，ELL課程設置既教語言也教美國歷史文化。據王豐源說，費森頓的ELL課程里還會穿插演講比賽、社會考察等。
但在課堂外，除了宿管員和輔導員在生活上幫助外國學生，學校能做的有限。這方面主要靠教育監護人和寄宿家庭。不過，所謂的教育監護人并不是一項強制性制度，只有少數中學會幫助國際學生配對合適的當地家庭。“但這也沒有任何年齡、收入、家庭構成等方面資質認定，”王豐源的監護人查爾斯·W·蘇利文說，在照顧小留學生之外，“唯一的要求只是有時間教孩子英語。”
另一方面，對于持F-1簽證的長期留學生，絕大多數上的都是像費森頓一樣的私立寄宿制學校，因為公立學校招生是就近入學的走讀制，除了少數投資移民家庭的孩子，幾乎沒有純留學的外籍學生。對于住學校集體宿舍的留學生而言，寄宿家庭是放短假時的一時之需。佩麗告訴記者，對于在放假時間無法住校的留學生，學校會提供旅行計劃，或者與教職員工家庭共同生活數日。但是對于留學生較多安排不過來的學校，或者學生不愿去老師家過假期的情況，假期住宿就會成為問題。
服務機構做“代理家長”
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一些專事“低齡留學后服務”的機構應運而生，比如美國海外留學生交流與服務中心（AISESC）。這家機構提供的服務就是做小留學生的“代理家長”。
美國法律規定，18歲以下不能單獨入住酒店。由于小留學生住宿的需求集中在假期，只能尋找大房型集體短租。“我們租過公寓，也租過酒店，現在主要是通過Airbnb（愛彼迎民宿網站）。”機構負責人丁先生（David Ding）表示，甚至有國內企業看好留學生產業繼續增長，正在計劃和一些學校合作建造校外宿舍。
丁先生表示，在小長假需求高峰期，不僅要照顧好學生的起居，更要設法讓他們多了解校外的美國社會。最近一次感恩節長周末，AISESC組織了近20名學生參加社區義工服務。
平時在校期間，服務中心的主要業務是在國內的家長和學校之間建立溝通渠道，翻譯交接各種通知，為孩子代開家長會，代家長簽學校活動的免責協議等。
據介紹，寄宿制中學國際學生的監護確實是一個空白，他們創業伊始曾聯系紐約州、市議員推動立法，但由于和本地居民利益關聯不大，最后也沒有下文。
未來，美國高校對這類群體的青睞可能將進一步加劇低齡留學的風潮。然而，不是每個未成年人都能像王豐源一樣，把初來乍到的不適和迷茫轉化成主動融入的動力，甚至寫成一本填補領域空白的書。“到美國上中學不是萬能藥。”丁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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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是很多海外學子的選擇。如今，學子的打工熱情越來越高，兼職選擇的方向也越來越多。
貼補生活費的打工
初到國外的學子在面對高額花銷時，一部分人會通過打工貼補生活費。在加拿大留學的李林(化名)在入學后參加了學校的街舞俱樂部。俱樂部經常會舉辦一些活動，演出裝備都需要自己置辦，一套街舞服裝就要上百美元。為了不伸手向父母要這些額外的錢，俱樂部里有七成人都在外兼職，李林也加入了這個隊伍。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就讀的王嘉旸說，多倫多的物價很高，“每次花錢時都‘瑟瑟發抖’，為了給家里減輕一些壓力，我也跟著同學到唐人街打工賺取部分生活費”。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留學給學子們帶來了更廣闊的交往天地，而保持良好的個人形象則是交往中的一種禮貌。有些學子表示，為此需要購買一些額外的衣物和化妝品，但作為成年人又不能什么事都依靠父母，所以打工掙錢就成了最好的選擇。
基于興趣愛好的打工
雖然同樣是打工，但有些學子并沒有盲目地選擇工作種類，而是基于興趣愛好有針對性地進行篩選。李林從初中開始就熱衷于街舞，除了參加學校的街舞俱樂部，還在校外找了一份街舞老師的兼職。“我從小就喜歡街舞，一看到有招聘，就趕快過去面試。教街舞既能讓我在跳舞的過程中得到心理上的滿足，同時還能掙到錢，這種兼職何樂而不為呢？”李林如是說。
王嘉旸在選擇兼職工作上也有著自己的堅持。她在去飯店兼職和畫插圖之間選擇了畫插畫，即使端盤子掙的錢更多，但她依舊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進行了選擇。她說：“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即使掙的錢比較少也值。”
著眼未來的打工
學子打工不僅應該著眼于眼下的生活，還應該考慮未來的職業。在美國留學的馮曉穎(化名)的兼職工作一直圍繞著她所學的專業——財務管理。“剛到美國時，覺得這里的物價高得可怕，我一般只去超市買些特價蔬菜回來自己做飯。看到身邊的同學都去打工賺取生活費，我也很有興趣。但我知道，家里付出高昂學費送我出國，是為了讓我學習更多知識，不能因為打工而荒廢學業。所以我沒有選擇去餐館端盤子洗碗，而是去找了一些跟我的專業沾邊的工作，比如去做收銀員，這樣既掙到了錢，還通過工作學到了一些結算技巧。”馮曉穎如是說。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子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為傳播漢語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鄒媛(化名)在俄羅斯留學，她已經在當地的一家中文出版社工作了一年半的時間。她說：“我目前做的是檢查校對的工作。我希望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讓每一本從這里出版的中文刊物都能更嚴謹一些。”平時，鄒媛的俄羅斯同事還會讓她教中文。“我很高興能夠利用自己的中文優勢傳播中國文化，這份經歷也會為我今后的工作提供幫助。”鄒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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